城镇化与能源革命

  1 前言

 

  “十八大”报告在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绿色、低碳、科学发展中，指出了城镇化与能源革命这两个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一个主战场。我国30 余年来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国有土地资源所剩无几；数亿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权利，“根”还在农村，从而形成了举世罕见的“春运潮”。下一步的发展和实现“小康”

 

  对延续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化和土地双轨制提出了质疑，需要一轮新型的城镇化来加以解决。对30余年中国经济总量翻番贡献最大的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有色冶金、建材、石油化工等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目前，中国钢铁占全球的比重已超过50%，水泥占比为60%，燃煤已超过世界的一半，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80×108t，年增排放量占世界总增长量的70%。近日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直接引发了民众对高碳排放的煤炭、石油占一次能源比重高达87%而导致的PM2.5严重超标的关注。城镇化与能源革命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两翼，并且相辅相成、密切关联。

 

  当今中国的城镇化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现有大、中城市周边的新开发区，二是原来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走向工业化所形成的中心城镇。在当前严峻的能源环境形势下，两者都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提供有效的能源供应保障。

 

  2 现有大、中城市周边的新开发区是城镇化的主力现有大、中城市，特别是几十个大城市，在经历了30 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 国有土地几乎已经开发殆尽，极度缺乏新的发展空间。今后，特别是从现在到2020 年，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结合土地制度改革，在城市近郊规划和建设一大批规模为几十平方千米的新开发区。仅笔者接触到的就有广州市的“萝岗中心区”、“中新知识城”、“南沙新区”、“白云新区”，佛山市的“顺德西部生态工业园区”、“三水工业园”，清远市的“华侨产业园”、顺德—英德“产业转移园”，深圳市的“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坪地低碳城”，珠海市的“横琴新区”，湖南长沙西北部的“长沙高新区”、株洲西部的“株洲职教城”(均包括在“长株潭两型示范区”中)，以及陕西西咸新区的“沣西新城”，武汉市的“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市的“沈北新城”，北京市的“未来城”，青岛市的“中德生态园”，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等等。这些新开发区，也是这些城市从“十二五”

 

  到2020 年发展增量经济的主战场。新区规划的模式与过去30 余年以老城区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张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① 重视产业升级转型，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如法律、会计、金融、股票、期货等)，而且各有侧重，不再是什么产业都搞，“招商引资，来者不拒”，而是转型升级的“腾笼换鸟”。

 

  ② 新区的工业、商业中心(CBD)和居住区三类

 

  功能区以产业发展和土地使用为龙头，总体、高标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以2020 年为目标年，分阶段依次开发。并且同步规划市政设施和水、电、燃气供应，注重生态、绿色、环保。

 

  ③ 配合即将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新城区、新产业将为进城务工农民、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提供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和保障房、廉租房；逐步改革城乡二元化格局，进城务工农民不再是住在“城中村”里的“农民工”，而与老城区原居民一样，是享有同等市民权利和所有市政设施服务的新市民。

 

  ④ 鉴于上述， 在新区里要配套建设为所有市民服务的传统第三产业， 包括学校、医院、商业中心、文化体育设施、信息传播服务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型城镇化的美好蓝图，看到它们在贯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和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战略主战场中的地位。

 

  当然， 配合既有重化工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国家也在规划开发若干特大型具有循环经济特质的以新型钢铁、石化工业为主的园区，如唐山的曹妃甸、湛江的东海岛、青岛的董家口、天津的南港工业区等。不过，这一类以过程工业为主的项目总数并不多，与上述数百个新开发区有所不同，本文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3 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建设新的中心城镇

 

  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广大的乡村地区仍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地域和人口占比则更大。无论是从经济均衡发展、减小收入差距，还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角度来看，实现农村地区的城镇化、现代化都极为必要。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曾经在东部发达城市“打工”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接触了现代工业文明，掌握了技术，开阔了眼界，一部分人决心回来建设家乡。新一代农村青年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向农村转移， 这些都为农村的城镇化提供了可能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大城市周边的新开发区不同，农业地区的中心城镇的特点是：

 

  ① 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依托本地资源的加工产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服务于当地居民的传统第三产业为主，有条件的地区将承接大城市产业升级后转移到农村的其他轻工业。

 

  ② 城镇规模相对较小。我国县域人口在百万人左右，从实际出发，一个县可规划建设2～3 个中心城镇，人口从10 万到数十万不等，聚集附近的农业人口。

 

  ③ 同步规划城镇内部以及远程现代化交通运输、物流价值链。

 

  ④ 新规划的中心城镇多半是依托现有城镇的基础，而现有城镇居民是“农村户口”，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 很难实现终端冷热电汽的集约化供应。

 

  还需要与正在摸索、创新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吸取过去城市扩建“摊大饼”的教训，在依托已有城镇建设新的中心城镇时，应在紧邻老城镇处规划新区，统筹规划工业、商业中心和公寓型住宅， 同步建设市政设施和配套的学校、医院、邮电、文体设施等第三产业。跨越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新城镇，同时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是在中心城镇实现能源革命的前提。

 

  4 沿袭传统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模式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迄今数百个各类新区已经制订的“总体发展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绝大部分包括了土地、人口、产业、市政建设、道路、绿化及水、电、燃气供应等几十种专项规划，但却唯独没有一次能源到终端利用的规划。依旧是沿袭几十年来的传统利用模式，政府只是按照历史耗能数据外推来规划燃料(煤炭、石油)和电力供应。除大城市的集中供暖之外， 其他终端耗能都由企业和单位、居民自己解决，如安设空调机、电(或燃气)热水器、锅炉产蒸汽等。正是这种分散、低效的能源利用模式以及煤炭占70%的一次能源生产模式，成为中国能源利用效率(36.8%)低于世界均值(50%)达13 个百分点的主要原因。文献[1，2]以中国2007 年和美国2002 年能流图数据为基础， 详细论述了一次能源构成以及从一次能源到终端利用模式对工业和建筑物能效的影响.

 

  长期以来， 媒体较多地宣传了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建设对保障经济发展、大幅增加能源供应所做出的贡献，而较少让各级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知道为此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能效低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等问题；较多强调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多排放了二氧化碳，因而应负更大的碳减排责任，较少宣传中国政府到2020 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承诺对中国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倒逼作用”。从而造成目前一部分主管能源的政府官员，依然还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是“富煤、少气”、“天然气靠进口，太贵”，因而仍然在继续按照传统模式“多烧煤”来实现GDP 的增长。

 

  然而从宏观上看，2011 年GDP 增长9.2%， 总能耗增长7.4%， 能源弹性系数高达0.8， 比“ 十一五”高出近四成；化工、冶金等高耗能产业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远远大于GDP 增长率； 能源强度仅下降1.6%， 而不是预期的3.2%[3]； 煤炭消耗达到34.5×108t，2012 年更是达到36.5×108t， 超过了“ 十二五”

 

  规划2015 年的消耗量。另外，增量的煤炭只能用于坑口发电和现代煤化工，不可能用于燃料。节能减排的压力也充分表明，沿袭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模式和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利用模式是再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了。

 

  5 解读“能源生产和能源利用模式的革命”

 

  “十八大”之所以将“能源生产和利用模式的转变”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正是针对上述一直持续到2011 年以后的这种沿袭传统模式的局面提出来的。它高瞻远瞩地看到，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恰好赶上世界向低碳能源转型的历史阶段，坚定地申明了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

 

  “能源生产方式的革命”的要义，正是坚持和加快一次能源向低碳转型，加速提高核能、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等清洁、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 年1 月23 日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较之2011 年的初稿有了显著的修订。

 

  “高碳”的煤和石油的比重将从2010 年的88%降到2015 年的81.1%，“低碳”的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将从12%增加到18.9%，向低碳转型达6.9 个百分点，超过规划2011 年初稿的6个百分点。2015 年煤炭消耗量的“封顶值”从2011年初稿的38×108t/a 降低到36.4×108t/a。这些都反映出“十八大”后中国政府按照碳减排承诺“倒逼”一次能源结构转型的决心。

 

  “能源利用方式的革命”的要义，是摈弃传统的粗犷的能源利用模式，采取科技进步所创新的“科学用能”模式。几年来，从一次能源到终端利用全过程的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包括工业、建筑物、交通运输三大终端耗能领域结合一次能源低碳转型而开发的一系列新技术。对于工业和建筑物用能占85%以上的中国而言，能源利用方式革命的重点是在上千个有条件的新区，以高效、科学的用能模式———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DES/CCHP)替代冷、暖、热、电、汽分产分用的传统模式，并且把“十一五”推广应用的热电联产(CHP)改造提高到冷热电联供(CCHP)，这样可以使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从传统的40%～50%提高到70%以上。

 

  城镇化为我国实现工业和建筑物能源利用方式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即摈弃分散、低效的传统模式，与城镇建设同步规划建设适应中国国情的区域型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DES/CCHP)能源系统，集成工业、商业中心和住宅多种冷、热、电、汽需求，实现“高能高用，低能低用，温度对口，梯级利用”，使能效达到70%以上；能源站昼开夜停配合电网调峰， 使年开工时数达到4800h 以上，节省能耗费用30%～40%。从而在用能终端按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天然气替代燃煤的低碳转型目标。在洁净和高效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可使碳排放比燃煤降低60%以上。迄今已有数十个区域CCHP 规划和建设的实例，均可达到上述水平[4～6]。在当今中国，只有进行以天然气DES/CCHP 替代燃煤分产分供的能源利用方式的革命，才能保障城镇化的能源供应，从而健康、稳步发展。

 

  6 能源革命的科学量化分析

 

  大量数据分析表明，全球净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人类消耗的化石能源，因此，消耗一次能源的种类将决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少。碳强度κ 与能源强度ε 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变量。

 

  如果2015 年中国能够实现规划的NF=11.4%，G=7.5%， 能源强度达到0.869t 标煤/万元， 在天然气大部分仍以传统方式利用、只有少量采用CCHP(α =0.1) 的情况下， 根据式(1) 计算出来的碳强度κ为1.78t 二氧化碳/万元，而不是“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1.85t 二氧化碳/万元，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是85×108t，而是82×108t(见表3)。这是规划制订时应当考虑的。

 

  而若尽可能在新区推广天然气CCHP 的科学用能模式，对应α =0.4，使能效达到70%以上，拉动全国总能效提高几个百分点，能源强度就可降低到0.848t 标煤/万元，碳强度κ 降为1.75t 二氧化碳/万元，是“十二五”规划目标值的94.6%。这样2015 年总能耗就可降至39×108t 标煤，能源强度比2010 年降低18%；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为80.5×108t.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订后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大了向低碳能源转型的力度，切实推行能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在“十二五”期间开始规划建设的大批新城镇、新开发区中普遍应用天然气DES/CCHP，可以使能效显著提高，从而保证“ 十二五”规划目标的顺利完成。不仅如此，能源革命还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顺利开拓天然气下游的主要市场；二是实现以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替代煤炭来保障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供应；三是可有效改善环境和大气质量，减排PM2.5。这在“十三五”期间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完全有可能使中国在2020 年左右实现由相对碳减排转为绝对碳减排，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7 交通运输的能源革命不容忽视

 

  自20 世纪初以来， 石油产品一直主宰着交通运输能源消耗，2007 年美国和中国交通运输能耗中石油分别占96%和93%。在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美国，汽油消耗量是柴油的2 倍；而在以各类载重车为主的中国则正好相反，汽油消耗量仅为柴油的一半， 只是在私家车连续几年快速增长之后，2012 年中国汽油消耗量才达到0.8×108t，开始超过柴油(1.5×108t)的一半。思维定势使人们习惯地按照交通运输总量的增长来推算石油消耗量的增长趋势，但这是不对的。

 

  中国交通运输能耗面临三个挑战：一是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7%，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能源安全战略；二是推高了全国的总能耗和碳排放，因为使用石油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弥散排放的，无法利用CCS 捕集和封存；三是车船尾气排放已成为PM2.5的重要来源之一，危害大气环境和人民健康。

 

  近年来交通运输用能领域的科技进步不断取得长足进步， 如液化天然气汽车/压缩天然气汽车(LNGV/CNGV)技术已全面成熟，正在以每年近20%的增长率推广应用；电力驱动的高铁、地铁正在快速发展， 充电式汽车技术正处于全面突破的前夜；以非粮乙醇、生物柴油、甲醇和二甲醚等为代表的生物质和煤基发动机燃料技术也进展很快。估计到2030 年时，以上三者将占据中国交通运输燃料的半壁江山。

 

  在迄今的宣传中，插电式汽车几乎成为“ 新能源汽车”的代名词，然而其大规模的推广应用还有待电池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在近期更趋于成熟、更能够有效应对交通运输能耗三个挑战的是LNGV/CNGV，特别是LNG 大幅替代柴油用作车、船燃料，因为此项技术已经成熟而且装备国产化、运营市场化。相对于柴油的巨大经济和环境优势使有关各方的积极性空前高涨，LNGV 价值链，包括设备制造、LNG 供应、加注站布局、运输公司的参与等多个环节只待政府推动和支持的“画龙点睛”之笔。只要政府在标准规范制订和政策支持方面及时跟上，最近几年必定会有大的发展，并形成一个巨大的新型低碳产业和出口增长点，同时也会对世界交通运输能源的低碳化做出贡献。

 

  8 结语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号角声中全面推进，能源革命也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低碳转型的倒逼作用下蓄势待发。在当前严峻的能源环境形势下, 需要通过能源革命为现有大、中城市周边的新开发区，以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走向工业化所形成的中心城镇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供应保障。我们必须摈弃惯性思维和传统观念，勇于开拓创新，以城镇化和能源革命驱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发展。